戰爭主導著歷史的起落，當人們由「事件」的角度看待戰爭時，會慣性地聚焦於戰火的衝突，忽視了即使在交戰雙方休兵之後，戰爭的後座力仍或隱或顯地持續發揮著作用。以中國近現代史來說，中日戰後的復員和接收，不僅反映著抗戰八年造成的各種沉痾，也牽動著日後國共內戰的起落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執行數位典藏與數位人文學研究計畫-《戰後農村復員與資源重整》，即是由農業的角度，替這看似短暫，但影響深遠的戰後國家重建，開啟了重要的切入點，讓這批彌足珍貴的資料，能更便利而充分的使用，進而描繪出戰後農村復員和資源重整的梗概，為日後相關的研究打下堅實的基礎。

農業復員委員會工作名錄。（圖片提供 / 「戰後農村復員與資源重整」計畫）

「重視史料」是近史所重要的治學特色，張玉法院士回憶 1955 年近史所籌備處成立時，所有加入的同仁，都需從檔案的編校開始，進而觸類旁通，開展出各自的研究議題。近史所的檔案館收藏著大量珍貴的史料，是全球中國近現代史研究者必訪的寶庫之一，因應數位時代的來臨，近年來積極推動史料數位化典藏和加值應用。農林部〈農業復員委員會檔案〉的史料數位化和資料庫的建置自 2019 年開始，預期以兩年的時間完成，延續所藏史料數位典藏的方向，在功能上並承繼著此前近史所各大資料庫的研發經驗。

1947 年中國各省化學肥料使用概況圖（比例尺：1 / 8000,000）。（圖片提供 / 「戰後農村復員與資源重整」計畫）

1945 年農林部頒發畜牧工作競賽獎狀給四川省耕牛配種站。（圖片提供 / 「戰後農村復員與資源重整」計畫）

農林事業是 1940 年代中國重要的經濟命脈，1945 年政府各部門開始陸續擬定戰後各項接收計畫，將淪陷區相關產業交由農林部負責，分為東北、華北、京滬及臺灣四區。以京滬區為例，接收的產業包括了上海實驗經濟農場、龐山湖農場、中央農具廠、上海獸疫血清工廠、中國蠶絲公司、各地示範林場及日人經營加工廠，共 200 多處，除產權、物資清點外，更涉及了專業技術的傳承和革新，牽連面向甚廣，內容包羅萬象。農林部的案卷數量在近史所經濟部門檔案中排名第一，在農林部當中〈農業復員委員會〉長度則排名第二，而其更重要的是完整，自 1966 年從經濟部移轉至近史所之後，檔案始終保留各部會生成的原貌，未曾被切分，是了解部會層級運作的重要史料。

過往近史所檔案館利用者的目的多半偏向以外交為主，外交史料內容涉及全球，使用率較高，經濟檔案獲得的重視有限，雖然檔案館有一流的保存環境，但紙質還是不免隨著歲月逐漸劣化，透過檔案的數位化，讓史料能夠以另一種形式得到保存。再加上檔案本身的資料特性，不管是數字、地理、人物等要素，都能符合數位人文加值應用的方向。農林部〈農業復員委員會檔案〉即是最好的例子，議題上除了戰後復員與重建外，還包含了聯合國及美國等外援分配，不只是中國史，甚至是關係到亞洲史；檔案內容中大量的人物、物產和地理位置等資訊，和近來數位人文研究關注的研究焦點，也相當吻合。因此在完成經濟檔中「導淮委員會」這以特定流域為研發對象的嘗試後，農林部〈農業復員委員會檔案〉就成為近史所下一步的規劃對象。

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致農林部信函。（圖片提供 / 「戰後農村復員與資源重整」計畫）

不同於近史所的外交部檔案已經依事件進行分類整理，農林部〈農業復員委員會檔案〉的另一項特性，未曾切分的保留部會原貌，對研究者來說是一把雙面刃，雖然讓資料原始脈絡得以留存，但若要針對某一課題進行閱讀，就必須耗費大量的時間，在不同部門之中尋找。資料庫功能的介入適巧可以提供幫助，有系統依原本資料順序給予數位命名、排序，並以人、時、地、物建立詳細的詮釋資料後，讓使用者可以快速地找到資料，並能對史料所潛藏的大致方向進行初步的快速觀察。日後並希望將資料加入近史所所開發的「近代史數位資料庫（MHDB, Modern History Databases）」平台，進行各種不同的整合和呈現。

人物和物資的呈現是現階段發展的重點，物資部分的處理，會在專業學者的協助下進行品名和數量單位的界定，然後藉由地圖的空間呈現，建立一「資源地圖」，繪製出當時內部生產或外部美援等資源的移動，將過去公文上的統計表格，予以視覺化的呈現。這些物資不只是經濟史的關注，同時也涉及了一般人的生活層面，比如像最有名的農藥殺蟲劑 DDT，即是美軍戰時在東南亞應用，並傳入中國，藉由〈農業復員委員會檔案〉的勾勒，即可找出明確的引入和應用範圍，並可以連結至日後臺灣農藥的使用，甚或來自環境保護的批判。不只是農藥，包括不同品種的動物或植物，都能在檔案中拉出一條連貫的歷史軸線，看似嚴肅的資料，卻能勾勒出和今日生活息息相關的故事。

人物是歷史研究的核心，農林部保存著數量可觀的人員任用表，包含出生、籍貫、教育背景和服務經歷的資料，裡面有上層官員、身處第一線的技術人員，也有參加人才講習和培訓的學員，這些資料構合成的人際網絡，不單能呈現政府組織立體而完整的運作，也能彌補過往歷史只偏重上層人物的缺失。如享譽國際的農業學者沈宗翰，過去依自傳和年譜，對於戰後他在政府扮演的角色紀錄甚少，僅知曾任金陵大學農學院教授和中央農業實驗院技正，經由現有第一手的〈農業復員委員會〉史料，可知其任職農林事業的足跡，更詳細地知道他曾擔任設計考核委員會委員、農業復員委員會委員及華北棉產改進處與接受敵產主管等職員，再加上任內公文往來，即可呈現出他在公務上的往來，從人際互動的動態視角，給予政治組織史全新的可能。同鄉、同校、同單位，這些重要但過往只能以文字呈現的關聯在人際網路建立之後，並搭配近史所其他資料，將會發揮大數據時代下宏觀的研究潛力。

訪談過程中近史所副研究員兼檔案館主任張哲嘉，以及中興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侯嘉星兩人，都以自身長期參與數位化的經驗，對當前數位人文的發展提出自己的想法。侯嘉星指出，透過不同的加值呈現，確實可以帶來許多觀察上的便利，並可以在數量上取得「手工業」研究難以達到的規模，但這只是提供研究者在剛進入時的切口，若要進一步深究，還是必須回歸研究者對史料的閱讀。若數位人文具有典藏和應用兩個面向，那麼對研究者來說，資料的數位化整理可能更為迫切。他過往使用紙本〈農業復員委員會檔案〉，每一次調閱之後，桌上都遍布著細屑，深深感覺到紙本資料若不加以數位化，最終必然有消失的一日。

採訪現況

張哲嘉作為近史所數位資料庫的推手，他明顯感受到臺灣歷史學界對於數位人文持分歧的看法，許多人抱著懷疑和否定的態度。他不諱言，數位人文研究發展至今確實仍欠缺具代表性的典範，其中原因很多，比如歷史學界對於如GIS等新工具在接受和使用時，不如其他社會學門，仍較為保守。但他很確定，下一世代的研究者，數位相關工具的應用，一定是不容迴避的技能。

在他看來，郝若貝（Robert Hartwell，1932-1996）為〈750-1550年中國的人口、政治與社會轉型〉（Demographic, Political and Social Ttransformation of China, 750-1550）所作的統計，資料規模雖小，但仍深具代表性，因為他具有明確的問題意識，回應了韋伯對中國儒家官僚體制的論斷，指出了宋代地方官僚所具有專業訓練，郝若貝一生所建立的資料也成為日後「中國歷代人物傳記資料庫」（CBDB）的原型。

數位人文所需要的問題意識，以及能夠回應問題的資料，或許是數位人文未來發展最需要的突破。這也是《戰後農村復員與資源重整》數位人文子計畫，不只提出資料數位化和資料庫的規劃，並集合所內劉素芬、林美莉、李宇平、林志宏四位研究員，以及中興大學侯嘉星教授，針對農復會及各自所關心的議題，提出相關的五個不同的研究主題，希望能以問題意識作為推動數位過程的主軸。

近史所副研究員兼檔案館主任張哲嘉

張哲嘉進一步指出，這樣的突破點，或許必須建立在更大規模的史料數位化上，尤其對近史所的收藏而言，史料數位化不足的「匱乏感」和「飢餓感」更為強烈，因為大量的資料尚未被處理，目前近史所大概只有極低比例的所藏史料被數位化，多數紙本資料只能任憑著它逐漸劣化。

檔案的數位化是耗時費力的工程，需要大量資源的投入，從檔案的掃描到詮釋資料的建立，沒有任何捷徑可以取巧，只能一筆一筆由人力或半自動的方式處理。然而，在大環境更看重應用的趨勢下，希望有更多立即的成效，在資源的應用和分配上，典藏的數位化難以獲得與應用相等的重視和挹注，對於一般個人式的數位人文研究者，或許無妨，但對於近史所這樣原本即有豐富典藏的機構式使用者，如何找到典藏和應用之間的折衷，兼顧各種研究加值應用的開發和設想，並維持檔案資料的數位化保存，反而成為棘手的挑戰。

或許，最終還是回歸到什麼是史學或人文學的本質，在新穎創見的追求外，還有一些看似枯燥、難以立即見效，卻更基本、影響更深遠的根基，是在數位人文發展的過程中，更需要去被開發和維護的領域。數位典藏和加值應用之間，不應是互斥或排他的兩造，近期數位人文研究的成果，也促成了數位典藏的進化，史料的數位化不只是影像掃描或全文打字，透過詮釋資料的建立，以自動或半自動的方式，可以挖掘出原始史料所具有的各種脈絡，激發出更多的研究潛能。

農林部〈農業復員委員會檔案〉是近史所謀求數位典藏和數位加值應用之間平衡點的嘗試，一方面持續將所藏史料數位化保存，讓這些珍貴的資料，能以新的媒介形態，一代代傳下去，嘉惠未來的使用者；另一方面則以明確的問題意識，經由人文和科技的結合，求索扣問，不只開發史料的研究價值，也希望能從這批經濟檔案史料，替中國近現代史的整體圖像進行增添，理解戰後政府所面臨的挑戰，以及無數農經菁英謀求國家穩定的努力，說出一則屬於戰後中國獨特而重要的「故事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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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史所檔案館

企劃 / 徐千禾
攝影 / 林郁靜